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，到公元前476年战国时代拉开序幕，在这近三百年间，周王室衰微，诸侯争霸的舞台上，五位国君被后世尊称为“春秋五霸”。他们在历史书中被并列齐名，仿佛拥有同等的威望与功业。
然而当细细翻阅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等古籍，追踪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轨迹，会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——先后登上历史舞台的诸侯国君不下数十位。为何独独是这五人被挑选出来，共戴“春秋五霸”之冠？这五位霸主中，是否有人其实功不配位，仅仅是凑数而已？
关于“春秋五霸”究竟指哪五位国君，历史上其实存在多种说法。最广为人知的是《孟子》记载的版本：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楚庄王、秦穆公、宋襄公。然而在《荀子·王霸》中，却记载为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楚庄王、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的不同组合。
不同典籍的不同记载，本身就暗示着一个问题：五霸的人选可能存在争议，其中某位或某几位霸主的资格并非无可置疑。
若以《史记》版本为准，将五位霸主置于历史的长河中比较，会发现一个鲜明的现象：前三位霸主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楚庄王的霸主地位毫无争议，他们在世时均已成就赫赫威名，被当时诸侯所公认。
展开剩余87%而后面两位——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，其霸主地位却显得暧昧不明。特别是最后一位越王勾践，其霸业存在着诸多疑点。
齐桓公，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，任用管仲为相，打出“尊王攘夷”旗号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他是春秋时期第一位得到周天子正式承认的霸主，在葵丘之盟上，周襄王派使者赐予祭肉，并特许齐桓公不必下拜。
这一殊荣，在整个春秋时代绝无仅有。
晋文公，公元前636年至前628年在位，虽仅在位短短八年，却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，然后在践土会盟诸侯，周襄王亲自赴会，策命晋文公为“侯伯”（诸侯之长）。《左传》记载：“晋侯会诸侯于践土，周襄王使王子虎策命晋侯为侯伯。”
这一仪式，标志着晋文公霸主地位的确立。
楚庄王，公元前613年至前591年在位，邲之战中击败晋国，问鼎中原。他虽然来自被中原诸侯视为“蛮夷”的楚国，但其霸业却是实实在在的。《史记》记载：“楚庄王既克郑，欲饮马于河为名而去，郑襄公肉袒牵羊以迎。”连中原的郑国都臣服于楚，可见楚庄王威势之盛。
这三位霸主，有两个共同特点：其一，他们都在生前被诸侯公认霸主地位；其二，他们都得到了周王室的某种形式的认可。可以说，他们是春秋时期名副其实的三大霸主。
随着时间进入春秋晚期，霸主的定义开始变得模糊。吴王阖闾在这个时期登上了历史舞台。
阖闾的最大功绩是几乎灭亡了强大的楚国。公元前506年，吴军在阖闾指挥下，五战五捷，一举攻破楚国都城郢都，楚昭王仓皇出逃。这一战震动了整个中原，让长期被视为“蛮夷”的吴国一举成名。
阖闾的军事才能毋庸置疑，他重用孙武、伍子胥等人才，使吴国国力达到鼎盛。然而，阖闾的霸业存在一个明显缺陷：他从未获得中原诸侯的普遍承认，也未曾会盟诸侯，被共推为霸主。
更关键的是，阖闾的辉煌极为短暂。在与越国的槜李之战中，他不幸负伤而死，吴国霸业随之急转直下。他的儿子夫差虽然为父报仇，一度击败越国，但最终又被勾践反杀，吴国彻底灭亡。
阖闾的霸业，更像是一颗流星，耀眼却短暂。他是否配得上“霸主”称号，在当时就存在争议。不过，相比接下来这一位，阖闾的资格还是要坚实得多。
越王勾践的故事因为“卧薪尝胆”的典故而家喻户晓。他战败后忍辱负重，最终消灭吴国，北上会盟诸侯，被《史记》列为春秋最后一位霸主。
然而，当我们仔细审视勾践的所谓“霸业”，会发现其中疑点重重。
勾践最重要的霸业证据，是《史记·越王勾践世家》中的记载：“勾践已平吴，乃以兵北渡淮，与齐、晋诸侯会于徐州，致贡于周。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，命为伯。”
这段记载看似明确，实则经不起推敲。
首先是会盟地点“徐州”的问题。春秋时期的徐州并非今天的徐州，而是位于山东南部。然而当时这一地区并非越国势力范围，越军要长途跋涉到此会盟诸侯，难度极大。
其次是参与会盟的诸侯。《史记》没有明确记载有哪些诸侯参与，只模糊地说“与齐、晋诸侯会”。作为当时的大国，齐国和晋国是否真的屈尊参加越王主持的会盟，十分值得怀疑。
再看周王室的认可。周元王赐胙一事，只见于《史记》，而不见于更早的《左传》。《左传》成书年代更接近春秋时期，史料价值更高，它没有记载这一重要事件，令人起疑。
勾践的所谓“霸业”还有一个致命弱点：转瞬即逝。在北上会盟后不久，越国就迅速衰落，再未在中原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。这与前三位霸主持续数十年的影响力形成鲜明对比。
更值得玩味的是，与勾践同时代的墨子，在《墨子·非攻》中评价：“今天下好战之国，齐、晋、楚、越……以并国之故，四分天下而有之。”在墨子眼中，越国虽然强大，但只是四个好战之国之一，并未将勾践视为独一无二的霸主。
勾践的故事之所以被广为传颂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“卧薪尝胆”的励志形象。这一形象正好符合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对“忍辱负重”的推崇。
然而，历史事实往往比传说复杂得多。
从年龄来看，勾践的统治时间与春秋时代尾声紧密相连。他于公元前465年去世，而春秋时代通常认为在公元前476年左右已经结束。这意味着勾践的“霸业”主要发生在战国时代初期。
从地理角度看，越国偏居东南，对中原的影响力有限。在勾践灭吴后，越国确实强盛一时，但这种强盛更多体现在军事上，而非政治领导力。中原诸侯对越国的态度，恐怕更多是畏惧而非心悦诚服。
从历史影响来看，越国的霸业如昙花一现。勾践死后，越国迅速陷入内乱，不久就被楚国所灭。这与齐、晋、楚等国持续数百年的强国地位形成鲜明对比。
综合这些因素，勾践的霸主地位实在难以令人信服。那么，为什么太史公司马迁要将勾践列为五霸之一呢？
这恐怕与《史记》的成书背景有关。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，当时的汉朝经过文景之治，国力强盛，视野开阔，将包括越地在内的广大疆域纳入统治。司马迁将勾践列为霸主，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汉朝大一统观念下对历史的重新诠释。
如果我们怀疑勾践是“凑数”的霸主，那么谁有资格取代他的位置呢？
在春秋时期，还有几位国君的霸业比勾践更为扎实。例如秦穆公（公元前659年至前621年在位），他称霸西戎，扩地千里，周襄王还特地赐金鼓表示祝贺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：“周襄王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。”
还有一位常被忽视的霸主——宋襄公（公元前650年至前637年在位）。他虽然因泓水之战的失败而被嘲笑，但他确实是早期试图争霸的国君之一，曾一度召集诸侯会盟。
若论霸业的扎实程度，秦穆公似乎比勾践更有资格位列五霸。那为什么《史记》没有将他列入呢？
一种可能是，秦国的霸业主要限于西方，对中原的影响相对有限。另一种可能是，司马迁对秦朝暴政的反感，影响了他对秦国先祖的评价。
无论如何，与勾践相比，秦穆公的霸业在史料记载上更为可靠，在当时的影响也更为持久。
勾践被列为春秋五霸之一，很可能是一个历史的误会，或者说是后世学者为了凑齐“五霸”之数而做的安排。
数字“五”在中国古代具有特殊意义，五帝、五岳、五行等概念深入人心。当历史学者总结春秋时期的霸主时，很可能出于对“五”这个数字的偏好，硬是凑出了五位霸主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功业相对模糊的勾践就被选中，填上了最后一个位置。
这种凑数的现象在历史记载中并不罕见。例如“战国七雄”中，有些国家明显强于其他国家，但为了凑齐“七”这个数字，就将它们并列齐名。
从历史影响来看，勾践的“卧薪尝胆”确实是一种值得称道的精神，但这种精神价值，不应混淆于历史事实上的霸主地位。
春秋时期，霸主的产生本来就没有明确的标准。一般来说，霸主需要具备几个条件：强大的军事实力；能够召集诸侯会盟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周王室认可；能够维护国际秩序。
用这些标准来衡量，齐桓公、晋文公完全符合；楚庄王大体符合；吴王阖闾勉强符合；而越王勾践，除了短暂的军事实力外，其他条件都难以满足。
如果我们抛开传统的“五霸”框架，重新审视春秋历史，会发现霸政的发展实际上是一条明显的抛物线：齐桓公始创霸业，晋文公将其推向顶峰，晋楚争霸是其中的主旋律，而后随着晋国衰落、楚国疲弱，霸政体系逐渐瓦解，到春秋末期，已经名存实亡。
在这个背景下，勾践的所谓“霸业”，更像是霸政体系的余晖，而非真正的霸主时代。
经过层层梳理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：在传统的春秋五霸中，越王勾践最有可能是那位“凑数”的霸主。
他的霸业缺乏可靠史料支持，影响力短暂且地域有限，从未获得中原诸侯的真心拥戴。将他与齐桓公、晋文公等真正的霸主并列，实在有些名不副实。
勾践的故事之所以被纳入“五霸”传奇，一方面是后世学者对“五”这个数字的执着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“卧薪尝胆”的励志形象符合传统文化价值观。
历史记载从来不是完全客观的，它总是经过史家的选择、诠释甚至重构。春秋五霸的名单变迁，正是这一过程的生动体现。
当我们拨开历史迷雾，在追寻历史真相的道路上，我们仍应还历史以本来面目，不让传奇掩盖事实。同时，我们更是在古人通过历史叙事，传递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。此时此刻，真正的霸主是谁已并不重要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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